北京大学不仅重视传统文化，北京大学也关注近代文明。如果说，北大的重视传统文化是它的应有之理，而北大的关注近代文明则是它的特有之义。若论国学，它属于中国，不独北大研究，北大以外的学校也研究。它可能是北大的特长，却非北大的特有。若论新学，则北大几乎就是为倡导新学而建立的，那时叫做“广育人才，讲求时务”，指的就是它对现时的文化建设的关怀。北大初期的几任校长严复、蔡元培、胡适都是本世纪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现代文明之光的、功勋显赫的学界领袖，也都是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中国为追求现代化、进行开天辟地的社会改造的代表人物。
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承传，而且在光大，不仅在保守，更重要的是在创造和更新。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强大的资本世界面前感到了它的贫病交加的窘迫和尴尬。从那时开始，人们因国势衰微、社会积弊而多方寻找强国新民的药方。新文化建设的命题，就这样摆到了当日一批先知先觉的学人面前。于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呼唤“新青年”、掀起革故图新的“新潮”，开展了本世纪最富建设性的立志在于变革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北大的师生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
二十世纪已经进入倒计时。愈是临近世纪的终结，我们从自身的体会来讲，就愈是鲜明地感觉到这一百年对于中国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所感知的二十世纪，对于几千年的历史而言，是从古代的中国走向现代的中国的弃旧立新的一百年。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多半局限于对这一百年作分段的、切割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对把握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段的特有规律是有利的，但对近代以来以迄于今的一百年作完整的研究则颇有缺陷。
对二十世纪的这种整体感的体悟，似乎还是八十年代的事。以往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理论性的表述，随后又有一些实践性的运用。但是我们仍然缺乏一种形式，将这种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意识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是适时的。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成为历史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可以拉开同它的距离，客观地冷静地对待它，科学地研究它，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也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其中有许多正反面的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的进步乃至人类的未来，都具有极大的好处，可以使我们少付出许多不必要的惨痛的代价。
二十世纪在文化方面留给我们最大、最丰富的一笔遗产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经常在思考，而且是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有主导地位的成分，需要有主导地位的成分，但同时也需要有多种不同于主导地位的其他文化成分存在，这些不同的成分，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并在对立中相互吸收、不断更新的关系，于是文化本身就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就避免了武断、专制，避免了社会僵化或者停滞不前，更可以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因为在决策之前就存在一种抵消失误的机制。我相信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主要依靠一种合力的意思。
任何一个社会想要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文化生态保持平衡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孤立的单纯的哪一家的药方，可能都治理不好国家和社会，但当它们构成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后，好处就大了。如果再加上在下层的墨家，又加上后来传进的佛家，这些思想学说组合到一起，就体现着文化生态平衡。汉初文景之治，依仗黄老之学，体现着儒道互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实际却是“霸王道杂之”，阳儒阴法。唐代是儒道佛三家并存和合流，政治、文化发展得很高，国势也很强。宋明理学又是儒家吸取佛教哲学所获得的重大发展。这些史实都可供我们借鉴。
从上世纪后半期起，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先后出现过种种理论和思潮，有实业救国，维新救国，文艺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科技救国，学术救国等，这些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实施程度和影响，何者能起主导作用，何者能起辅助作用，取决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不同条件和不同状况，但它们本身是互为补充，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互相配合的。如果没有这种配合，革命的胜利就会困难得多。即使不同思潮在有些阶段有所对立，也是互补性的对立，而不一定是消解性的对立（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应除外）。但建国后为了突出“革命救国”，把其他理论思潮均视为“改良主义”、视为“反动”、“阻碍革命”而统通批判，文化生态平衡也就受到破坏，连物质生态也造成失衡。许多教训就是由此而来，很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例如“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成了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提出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这种机制。
这就是我在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的一点感想。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中国大地上，这个世纪充满了痛苦，灾难，悲剧与荒诞，血与泪，也充满了无数复兴的生机和艰难的创造。这一个世纪里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全部历程，包括它的突进与落潮，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将会成为一份最具精神魅力的遗产，为现在与将来海内外的学人们所关注和研究。可以预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将如磁石一样吸引许多研究者的目光，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中国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有过从西周到战国文化与汉唐文化两次大的辉煌。两次辉煌的原因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来自自身的吸收与多元的竞争；后者则与对于外来佛教文化等的大胆吸取有关。这两者的结合，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拥有的一个优势。中国“文化史上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的刺激而不是因为死抓着自己固有的东西。”（闻一多）经过国势与旧文化衰落后痛苦寻求的清代末年，五四时代的文化启蒙思潮，到这个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今不衰的“文化热”，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努力打破文化的闭关保守，追求革新开放，让“西学东渐”的强风越吹越猛，并使文化发展中找到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武器，成为征服一切阻力，推动一切有识之士觉醒、抗争、探索、创造、前行的灵魂。以打破中世纪封建宗法禁锢，实现人的自身和科学精神的解放为标志的西方“文艺复兴”，来比喻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人们自然的思维选择，也是创造者们的历史取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处在被压抑的“文艺复兴”大潮中缓慢前进。虽然波折不断，屡遭摧残，伤痕累累，代价惨重，而人们期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梦想，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性追寻，一直火种不灭。此乃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精魂所在。
二十世纪的文化成绩虽远不如汉唐时代那样辉煌，但是它的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的开放性，它对于各文化领域蜕旧变新的开拓与建设的气魄，它所呈现的外在现象与内在精神的复杂性，却是前所未有的。它在人类精神史文化史中的魅力具有永恒的探索价值。
进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研究和探索，研究者最需要的，是大胆的创新精神与坚实的历史品格。在一个东西文化大碰撞的世纪里，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一个没有接受外来的影响之下获得自身发展的。但又几乎没有一个有成就的部门或个人，不是在大胆的吸收外来文化中进行自己的选择、消化、变形，最后转化为自己民族文化的创造。这选择与创造本身就是创新。同时，这个文化发展历史的每一步，又都是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它充满了人道抗争的因素与悲剧的色彩。我们研究者因此不仅需要与此文化精神相适应，有对于开放创新精神的坚持，更要有历史品格的坚守。梁启超肯定有清一代学者们的“朴学”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古典主义精神，对于大大超越了这一阶段的二十世纪文化与学术的研究来说，无论在各自的分体上，或是总体上，都应在追求创新的同时，要有一种对于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反思的热忱与清醒，避免历史阐释时的主观性，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尊重实证，在经过几代人的实践中，努力铸造一种真正属于新的世纪的现代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来。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域有两部分，一是历史的总结，二是现状的追踪，大多数课题都会有明显的当代性。即使谈历史，因为离得不远，许多历史的灰尘仍未落定，某些复杂的历史矛盾仍在牵绊着人们，学者们要作到完全的超越是不可能的，这是现当代文化研究的困难之处。而且一般认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含量”往往比不上诸如国学那样的传统学科。然而其鲜活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其在探索过程所常常展现的活跃的思维空间，也别具一种学术的魅力。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是新的学科生长点，有丰富的发展潜质，其研究成果对现代民族文化建设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现今讲素质教育，讲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应包括近百年来文化变革中不断形成的新的成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传统。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可以有许多具体的课题，但目标都在于文化积累与文化建设。我们没有理由轻视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不必因为这门学科的敏感性与复杂性而裹足不前，应当在坚持正确学术导向的前提下，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宽松的氛围。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涉及众多学科，每一学科的学者在其熟悉的领域所进行的研究，都有利于世纪文化这个大题目的探讨。现在缺少的是坚实的个案研究，通过对个案的剖析透视某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抓到某个理论框架，以论带史，做痛快文章。譬如我们搞文学的，强项也就只在文学，有时适当借用相关学科的眼光来看文学也许有些成效，但毕竟术业有专攻，若随意跨越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以文学的感觉去评说非文学的文化现象，那结论即使痛快，却也令人生疑。所以还是要讲实事求是的学风，讲学术规范，这和争取宽松活泼的学术空气同样重要。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做深入的研究，就是对二十世纪的文化既要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要作总体性的研究。所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就是要对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作微观的研究，期望在这样的研究中出现一流的成果。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作总体性的宏观研究，即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将哲学思想、政治、文学艺术、历史学、宗教、教育、科学等等重要的学科熔为一炉、铸成一体，以期总结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趋势及对二十一世纪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这样的总体性的宏观研究类似于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别氏的《俄罗斯思想》是一部思想史、文化史的著作，对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思想文化作了总体性的考察，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性格和历史命运提出了很多精湛的看法。通过阅读此书，我们比较容易把握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的思想是整体面貌。我们应该能够写出《中国的思想》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这样的思想著作，不是把眼光局限于某一专门的文化研究领域，而是将整个文化作全面的有机的考察。只有这样总体性的研究，才有可能揭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历史地位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思想演变发展的总的趋势。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尤其需要作这样的总体性的考察和研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像二十世纪的文化那样充满着激烈的变化和争斗，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西学和中学之间的磨合，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的内容。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思想作总体性的考察和研究，显然会帮助我们更好、更正确的理解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文化。
当然要对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作这样的研究，会有很大的难度，但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现在第一步要作的，当然是对每一学科的研究。在这样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性的课题作宏观的历史性的把握。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老是盘旋着一个数字：“1999”。这意味着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同时意味着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走过了60个年头，步入最后的旅程。这两件事之间，似乎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回顾个人的历史是离不开20世纪中国与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的；而我作为20世纪历史的当事人，至少对自己亲历的那一段（约占整个世纪的三分之二）是有特殊的发言权的。
我因此而愿意把自己最后一程的学术生命献给20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
这首先是出于个人的动机：把自己的一生理理清楚，特别是要把自己吃过的亏，上过的当，犯过的错误，付出过的代价（人们常称之为“学费”），理出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说出个“道道”，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我不愿意不明不白、胡里糊涂地去见“马克思”。这样的清理，说大一点，对我们民族大概是有好处的，至少没有坏处。“20世纪”对生活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世纪遗产”。而我们至今对这份“遗产”还是不（或不甚）清楚的，我总是觉得有许多东西，包括一些令人“悚然而思”的历史事实，一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仍然是被遮掩着，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想尽我所能，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弄弄清楚，好对后代子孙有一个交代。——我不想否认，这确实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尽管今天谈“责任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样的工作是可以用多种方式去进行的：我曾经写过《六十劫语》这样的思想随笔，也写过一点个人家世、经历的回忆文章，今后还要继续写下去；而更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因而使我更为倾心的，则是写《1948：天地玄黄》这样的学术著作，这也是我乐于参加“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的原因。总之，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作一点研究工作。——我当然明白，这样的优势也是稍纵即逝的，我得抓紧努力。
更不必回避的是，这些工作即使如愿完成了，也不过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自然会有后人研究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人大概只能在外在与内在的限制中做一点“缺憾的工作”。
北大的教授们，或许有卓越的学术意识和研究成果，却不见得有一流的组织才华，因其更擅长“单打独斗”，而不太欣赏“人海战术”。拒绝“协同作战”，好处是学术个性鲜明，缺点则是无力承担跨学科的重大课题。这一回，居然有那么多先生“共襄盛举”，在校方的支持下，发起并成立“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实属难得。
成立一个虚体性质的研究中心，以学术课题为纽带，联系众多校内外学者，综合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教育等，这在作为“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学术创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语外，该中心的“宗旨”，还有这么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这句大白话背后隐含的学术“野心”。
这是一个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严谨求实精神的事业，同时也很可能是一条布满荆棘与陷阱的坎坷之路。在递交给学校的建议书中，我是这样谈论拟议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尚未完全定型的‘大课题’。因为‘尚未定型’，会有许多一时难辨是非的争论，众声喧哗是正常局面；因为‘正在发展’，对象变幻莫测，成果日新月异，学术竞争十分激烈。如此充满挑战性的‘大课题’，有可能‘出思想’，“出学派”，而这正是一代代北大人孜孜以求的学术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北大有必要抢占制高点——即使冒一点‘风险’。若过于患得患失，只求发展‘绝无风险’的学科及课题，将丧失北大应有的学术原创性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巨大感召力。”从两年前最初动议，到今年初提出设想，再到近日具体操作，以及拜读诸位先生的笔谈，都加深了我对“挑战”一词的了解，不由人不既雄心勃勃，又如履薄冰。
请几位先生将其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成文，呈献给广大读者，一来表明我们的志向与梦想，二来也希望吸引更多的朋友，与我们携手前行。
（编者注：本组“笔谈”共8篇，另有洪子诚《无题有感》发表于本报今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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